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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 | 从城市社会学看巴黎为何频遭恐怖袭击?
2015-11-17 10:49:41


界面 2015/11/15 作者 陈振铎


图片来源:CFP

1月的《查理周刊》枪击案,到8月阿姆斯特丹前往巴黎高速列车上的恐怖袭击未遂事件,以及刚刚发生的造成百余人死亡的新一轮恐怖袭击,一切都和巴黎有关。有人会问为什么总是巴黎?巴黎怎么了?

如果从都市地位、外交转向、历史遗留问题、内部社会问题、城市规划、热点议程等因素回看巴黎的历史与现实,会发现这不是偶然。概括地说,是法国这座借助殖民模式发展起来的现代世界开放大都市,在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并未找到平衡内部社会问题和外部国际政治的有效机制,再加之处于经济危机的周期中,社会鸿沟引发的新旧仇恨被互联网信息化裹挟,以新的恐怖主义战争形式爆发了冲突。

巴黎的建成,借助了三个阶段的历史机遇:诞生于奥斯曼时代、兴盛于20世纪初的世博会、成熟于二战后的光辉30年。虽然各个时代对现代巴黎的贡献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建设和更新的过程离不开旧殖民地,无论是殖民地的资源还是人。

虽然今日巴黎城居住的公民已经和殖民本身没有关系,但依靠殖民建设起来的城市,留下了两个重要的历史遗留问题:第一个是巴黎在二战后作为经济中心,大量的工业区建设在巴黎周遭,吸引了大量殖民地劳工进行工作,1970年代中期移民政策放开,这些移民留在了巴黎郊区,且把原来的家属也带到了巴黎;第二个是这些殖民地在独立的过程中,被民族主义的政府贴上众多仇恨的历史记忆,而殖民地在世俗化方面并不彻底。

两个历史遗留因素,加上1980年代以后巴黎郊区开始的腾笼换鸟去工业化战略,让这些穆斯林移民家庭无法有可持续的、可提供阶层流动的工作和社会地位,整体上依靠法国政府的社会保障房和社会福利在维持,这在1990年代中后期大量企业外移至非洲、亚洲以后更加明显。

法国郊区的社会保障房为“大住宅”,起源于1950年代,1970年代结束建设,本是为中低收入者提供的政府公租房,居住者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白领和普通工人,前两者以传统法国人为主。法国1970年代开始面临经济危机,政府政策转向,开始用低息贷款的形式鼓励中等收入者购买自住房,以此解决公租房建设的预算压力以及促进经济发展。郊区大住宅变成了低收入者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工人家庭的天下。这些移民及其后代,由于没有稳定的就业保障,在教育、社会融入上比较失败,在郊区自成体系和社区,为法国积累了大量社会问题。2005年郊区骚乱是社会问题爆发的开始,之后每年新年的烧车、郊区青少年黑帮对游客的抢劫、毒品犯罪等,一直持续到现在,加剧了社会的分裂。

这些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大都市格局中得到了激化。巴黎在世界版图中的城市地位为世界级大都市,根据科尔尼公司和《外交政策》共同发布的“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10年巴黎是继纽约、伦敦、东京之后的第四大都市,2014年超越东京位居第三位。大都市本身对世界各地的影响力更大,这样的城市地位决定了城市内部本身的势力博弈是非常复杂的。任何势力都会借助都市的集中资源,做维护自己利益的相关行动,包括恐怖分子。

对于巴黎来说,其地缘影响势力更广,背靠欧洲和德国手拉手建欧盟版图,南靠旧殖民地影响中东、北非和“黑非洲”,靠独立外交影响拉美,外借北约和英美建立关系。各种势力,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在这里活跃。

从微观来说,巴黎的城市规划不同于纽约等大都市,整体的城市格局仍是19世纪奥斯曼的遗产。虽然当时的城市街区在世界范围内开放了现代城市的先河,但“放射状的大道+小块岛状住宅+小型街巷”的格局,导致了这是一个可以很好控制大型游行、但无法控制分散式袭击的城市街区模式。另外在这些大都市中,只有巴黎是大陆国家的都会,这有便于袭击者的集中、隐蔽和逃离。


巴黎主干分明、蜘蛛般开放式的街道、铁路和水路体系,在和平年代便利了通行,但在特殊时期非常难以管控(图片截自谷歌地图)

法国目前是第五共和国,由戴高乐积累起来的独立外交模式一度几十年不变,但从萨科齐政府开始慢慢转变,到奥朗德政府,关键的国际问题已经基本倒向美国,成为一种不是完全结盟的“亲密关系”。欧盟内部则是法国和德国共同掌控权力大局,这样一种对于法国来说一外一内的政策转变,让原来戴高乐外交理念中注意均衡和协调的特色被打破。

伊斯兰恐怖组织发展到今天,其恐怖袭击已经具有了网络化、符号化等特征。其在伊斯兰地区就擅长打巷战和制造恐怖氛围以征服民众,这种特色借助网络社交工具,很好地动员了巴黎及法国其它大城市郊区的那些移民后代。加上近期法国准备派“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打击叙利亚伊斯兰国武装势力以及即将召开气候大会,伊斯兰国组织者很好地动用了这些政治议程,再次选择巴黎这个符号,在周末的开始、不是巴黎防范最严的核心区、以及法德足球友谊赛召开的时候发动袭击。

恐怖袭击的一个要素就是内部社会问题,但这种社会问题不是单独的某项政策出现问题,是整体的社会政策架构设计的问题,具体地说,是以鼓励人口生育为出发点、本是善意的、普世主义的社会政策的失焦,使得政教分离政策对部分新增人口影响式微,为恐怖主义输送了“特洛伊木马”。

法国奉行的是政教分离和普世主义的国家原则,第一个原则要求宗教服从于共和国的政教分离,教会和宗教教育只能是文化教育而不能干涉和影响政治。这个原则很好地维护了法国一百多年来的世俗化进程,使得法国成为欧美发达国家中世俗化最彻底的国家,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然而,在9·11后,追求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和伊斯兰世界保守思潮的愈演愈烈,这使政教分离产生了冲突。虽然法国强调教会的管理,但相对自由和和平的环境,导致了这种管理更多是关于基本原则而不是具体事务的、且主要针对天主教、基督教等教会。清真寺近年在法国迅速增长,甚至是郊区工厂的随意一个车间都能改造成清真寺,法国并没有独立的政策跟上这些新形势,清真寺中发生了什么,郊区穆斯林年轻人在清真寺中怎么被教育的,政府不知道,公众也不知道。

法国放开移民是1970年代中期,普世主义的原则让这些移民、难民在法国接受了基本和国民一样的待遇,加上人口老龄化危机导致法国等欧洲国家鼓励生育,而传统的法国人在1970-1980年代经济鼎盛时,生育意愿已经开始降低,这时候,穆斯林移民占据了人口输入主力。根据法国官方统计,2006年开始,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就已经成为法国移民最大的来源国。穆斯林移民人口净增长和上述社会问题相结合,让人巴黎和法国今后的社会局势非常悲观。

自《查理周刊》事件后,巴黎日常社会秩序管理已经强化,这体现在不顾民意反对而修改情报收集制度、军队巡逻日常化、发动了几次打击非法移民的集中行动、提出国境线关闭动议等。这些都体现了法国政府对反恐工作的重视。但从媒体看到的法国反恐布局,法国仍旧对恐怖分子太仁慈。

第一,缺乏对潜在恐怖分子的司法对策。法国政府宣称具有潜在恐怖主义倾向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已经得到很好的监控,而上次《查理周刊》事件的实施者,正是法国情报机构曾经的监控对象。或许欧洲迫于人权压力不能直接对这些潜在的恐怖分子实施执法行动,财政预算又无法满足全部的监控行动,但当局有必要提出一种更为有效的公共安全机制维护公民的安全。

第二,公共铁路的安检缺乏暴露隐患。法国铁路交通系统的开放式设计以及公民对自由的坚持,让安检改造的经济和社会成本都非常大。8月发生在比利时的恐怖袭击未遂事件已经反映了公共铁路的安检问题,虽然随后法国政府实施了随机抽查等制度,但并不能完全防范恐怖风险。加上法国公共铁路通向欧洲各地,若没有严格的安检制度,极易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

第三,政府监控和公民隐私冲突让视频治安系统建设裹足不前。法国今年不顾民意反对,通过了新的情报收集制度,授权政府安全部门有权对具有潜在恐怖主义威胁的网络信息和社交媒体个人账户进行监控。然而,相对于网络信息,法国公共空间的视频采集制度仍旧止步不前,受限于现有的法令以及政府预算成本,法国城市和乡村公共空间的视频采集并不完善,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安装任何一个监控视频的手续非常复杂,这间接导致了巴黎治安的恶化和恐怖行为难以追踪。法国社会有必要在自由和个人隐私保护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第四,人权出发的难民议题挟持欧盟,使得难民问题缺乏全面科学政策。在巴黎让叙利亚难民涌向欧洲时,伊斯兰国已经宣称会把恐怖分子安插在难民流中。根据最新的消息,本次在法兰西体育场外自爆的一名袭击者是叙利亚人,此前于102日随移民船登上希腊莱罗斯岛,并在那里获得了一份紧急护照。

欧洲难(nàn)民危机已经成为为难欧洲人民的难(nán)民危机,欧洲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能力接收那么多难民并为难民提供很好的接待条件。而联合国和欧盟本身的政治属性和人权标准决定了它们必须要求他们的成员国承担义务和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了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内部问题。法国有前车之鉴,这次接待难民并没有那么积极,反而是德国和部分北欧国家,隐隐约约出现了法国1970年代开放移民政策的类似博弈,若不及时反思和调整难民接收与融入政策,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法国目前的社会问题隐患。

(本文作者陈振铎为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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